教育学在中国的曲折发展

新中国建立之后,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、敌视以及我国在政治

上奉行“一边例(向前苏联)”的政策,就教育理论而言,我国长期受到的苏联教育家凯洛夫主编的《教育学》的深刻影响。这部号称当时最权威的马克思主义《教育学》,它系统地总结了前苏联的教育经验,基本吸收了赫而巴特的教育思想,把教育学分成总论、教学论、德育论和学校管理四个部分,其主要特点是:重视智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,视智育为发展认识能力、培养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基础;肯定课堂教学是学校工作的基本组织形式;注重教师在教育、教学中的主导作均;强调教材的权威性和稳定性。出于该书强调基础知识传授和基本技能训练,重视课堂和教师的作用,自在培养全面发展的建设者的思想,正好符合建国初期的实际需求。因此,该书自1951年传入中国后,成为长时期我国教育工作的主导理论和指导思想。

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,由于“中苏”关系破裂,凯洛夫的《教育学》成了批判的对象,中国在经历了“照搬日本”、“追随美国”、“倒向苏联”后,终于开始了建立自己的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尝试,1961年至1963年间集中许多教育学专家,在刘佛年教授主持下编成的《教育学》(讨论稿)是当时“教育学的小国化”运动的代表性之作。但政治上的变幻不定,使“文革”的后的教育学又演化为“语录教育学”,并盲目排斥国外资本主义教育理论,以至于此时我国教育理论贫乏不堪,濒临绝境。

June 21st, 2017|News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