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育学的草创

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,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渐入人心,教育界思想十分活跃,各国各派教育理论和观点几乎都在我国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和试验。教育学的发展由此进入一个蔚为壮观的时期。特别是美国杜威在1919年至1921年长达两年多的讲学的推动下,美国的教育学成为效仿的主要对象,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。此间,其他国外的教育学著作的译介也进入一个高潮时期。如桑代克和盖茨合著的《教育学原理》(熊于容译,世界书局1933年出版)、洛克的《教育漫话》(傅任敢译,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)、夸美纽斯的《大教学论》(时称《大教授学》,博任敢译,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版)、卢核的《爱弥尔》(魏肇基节译,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)、《康德教育论》(翟菊农编译,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)、裴斯泰洛齐的《贤伉侗》(博任敢译,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)、斯宾塞的《教育论》(任鸿俊节译,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)、拉伊的《实验教育学》(金面荣和黄觉L6泽,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)等西方著名教育家的代表者作大都被翻译介绍进来。

在广泛学习和研究国外教育学的基础上,国人编撰教育学著作的热情进发出来,许多内容广泛、特色明显、堪称经典的教育学著作被编写出版。从数量上看,几十家出版社或机构出版了本国学者编著的七八十种版本的教育学。

June 20th, 2017|News|